创与投 | 复旦科创投资基金孙彭军：科技创新是国运跨越的「关键一招」

在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织的今天，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胜负手。中国正站在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拐点，如何将实验室的源头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不仅关乎国运跨越，更将重塑全球投资价值版图。

本文谨整理摘录@复旦科创投资基金董事长、上海祖泉创新转化研究院院长、沙丘投研院导师孙彭军在沙丘课堂上3万余字主题分享中可公开内容之精华，以期为沙丘校友与读者提供关于中国科创投资的全新思考。Enjoy——

笔记字数≈3100字 阅读时间≈10min

我这次的主题是“中国科创的破局之道：源头创新的转化和产业化”，结合在实践中对科创的理解和认识，分享我对当前这一热点方向的心得体会。

首先，我想强调：科创无疑是中国的未来。 它不仅是未来，更是中国实现国运跨越的关键一招。

当前，全球已从传统全球化进入“半球化时代”。

所谓“半球化时代”，指的是全球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另一个以中国为核心。这两个体系未来将长期共存，但正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规律，最终全球仍会走向统一。而谁能成为未来全球体系的主导者与领导者，关键就看谁能在科技创新领域对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力。因此，科创既是中国的发展未来，更是决定中国能否突破国运瓶颈的核心。

人类历史上已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工业革命。

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从蒸汽革命，到电力革命，再到互联网与计算机的信息化革命，如今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世界。

从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关联看，早期工业革命阶段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投资行业”，最初仅有信贷，随后逐渐出现股票市场。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才诞生了风投这一行业。红杉资本等一批知名风投机构正是在这一时期成立，推动了美国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同时也包括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变革。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提出过一个重要理论：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将世界各国拉回相近的起跑线——虽然不是绝对公平的“同一起点”，但各国的发展位次会被重新调整，为所有国家提供新的机遇。

对中国而言，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意味着我们与美国共同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回顾前三次工业革命：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均为实质参与，第三次的互联网与计算机革命，中国虽然享受了产业发展的红利，但本质上是对美国技术的跟随，更像是“镜像式发展”，而非原创性创新。

而当前以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新时代，对中国是巨大的机会。尽管我们在GPU等关键领域仍存在差距，但新的机会点正在显现。

我们看到，每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伟大公司的崛起。以美国为例，观察其1993年至2024年间的头部公司变化，就能发现清晰的轨迹。

从1993年到2024年，美国前十大公司的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1993年时，排名前列的是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等制造业、能源巨头，以及可口可乐、沃尔玛等消费品企业。当时我在读大学，通用电气的CEO杰克·韦尔奇是我们学习的管理标杆。

但到了2015年，前三名已全部被科技公司占据——苹果、谷歌、微软。到2024年，英伟达等新锐科技公司进一步崛起。市值规模上，1993年GE的市值约895亿美元，而如今苹果的市值已达三四万亿美元，差距悬殊。

这种变迁的核心是科技驱动。目前美国前十大公司中，除伯克希尔·哈撒韦外，其余几乎全是科技企业，如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英伟达、博通、台积电、Meta等，这清晰展现了科技对产业格局的重塑。

再看中国的情况。当前中国前十大公司中，国有企业、金融行业、能源企业占比较大，消费类企业如茅台也曾位居前列。科技公司中，宁德时代是硬科技代表，腾讯、阿里虽属科技领域，但更多是To C的互联网企业，科技“硬度”不足。这种结构与美国以科技公司为主的格局形成鲜明对比，也反映出我们的差距。

但我坚信，未来10年，中国前十大公司的构成必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我常说：如果你看好中国，就关注中国科技——未来伟大的公司必然诞生于科技领域。我期待10年后，中国的这个榜单能被真正的科技企业占据。

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有两个关键支撑：

第一是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持续投入。以复旦大学为例：1996年我在复旦读书时，学校全年的研究预算不到2亿元；如今这一数字已增至180亿-200亿元，“清北”会更高。这种投入强度的提升，直接推动了科研产出的爆发。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经费已超3万亿元，虽与美国仍有差距，但自1993年以来增长了数百倍。尤其是“十八大”以来，R&D经费先后突破2万亿、3万亿大关，仅次于美国。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正在削减研发投入。最近通过的法案大幅削减了生物医药领域的研发预算，而该领域过去依赖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预算曾高达每年10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的研发投入仍在持续增长，未来十年很可能超过美国。

第二是专利与知识产权的积累。中国专利已达335.1万件，尽管专利质量仍有提升空间，但数量居世界第一。这些创新成果为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创的本质是人才竞争，而持续的投入和积累正是吸引顶尖人才的关键。如今形势正在改变——美国开始控制甚至取消部分科研资助，而中国投入不断增加。这种转变将吸引更多全球人才参与中国科创事业。

总之，从大公司变迁到国家投入，从专利积累到人才趋势，都在指向一个结论：中国科创的崛起是必然的，而这一过程将重塑中国的产业格局与国运走向。

中国科创的未来在哪里？

我认为，关键在于抓住源头创新的转化与产业化，这其中蕴藏着巨大价值和机会。

过去，我们典型的创新路径是“企业负责生产，大学负责研发”，但实际运行效果不佳。核心症结在于大学科研与企业需求严重脱钩：科学家研究的成果，企业往往觉得“与我无关”；科研方向也与企业实际需求缺乏有效衔接。这一问题已引起国家重视，解决思路必然是推动“高质量研究”——这里的“高质量”不仅指研究水平，更强调研究必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

中国产业当前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内卷”，且内卷程度堪称世界第一，在成本管理、供应链整合上做到了极致。但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尽管我们的管理能力、降本能力全球领先，大部分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只有极少数行业走到产业链顶端。要突破这一局面，必须依靠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创新的核心在于做好源头创新的转化。

具体到科技成果转化，我们面临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挑战。从专利数据看，中国顶尖高校的专利转化率仅为3%，而德国这一比例高达80%，美国接近50%。更直观的对比是：美国通过专利许可每年获得超1100亿元收入，而中国仅56亿元。大量专利处于闲置状态，未能产生实际价值。

这种差距的根源在于，我们的专利不是“以需求为导向”。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推动科研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国家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另一方面，企业需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同时，民间力量的参与正在形成新的突破口。

中国科创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将顶尖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这需要大学、企业、资本三方协同：大学提供原创性研究，企业对接产业需求，资本提供长期支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引擎”的跨越。

我们常把高校的原始创新成果比作“青番茄”——它们具有创新潜力，但成熟度较低。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些“青番茄”培育成相对成熟的“红番茄”。这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重大机遇。以我过去参与的案例来看，绝大部分超额回报都源自从海量早期项目中挖掘出的有价值成果——通过孵化、熟化，将其转化为市场认可的成熟技术，最终实现高回报。

这一过程的风险与回报并存。从实际案例看，其平均回报远高于A轮、B轮、C轮甚至Pre-IPO投资。当然，这并非简单的被动投资：若仅作为财务投资人，失败率会很高。关键在于用躬身入局的心态深度参与，主动推动技术熟化与产业对接。

中国科创的未来，正藏在这些“青番茄”的转化中。顶尖高校的原始创新是源头，而将这些创新与产业需求结合，推动其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才是实现价值突破的关键。这需要投资者、产业方与科研机构的深度协同，更需要主动培育而非被动等待的耐心与智慧！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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